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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檢索:

國際安全新秩序的構建——新安全觀的實踐


□ 洪霞芳

江西科技師范大學旅游學院 北京林業大學

摘 要:

建立國際新秩序是我國領導人提出的國際戰略大思路,是對冷戰后國際事務的戰略大謀劃,是對21世紀和平與發展的戰略大設計。新安全觀是指導國際社會和世界各國處置安全問題的一種思維意識和行為準則,為使這種思維意識和行為準則轉化成具體實踐,需要有一整套運作機制,而國際安全新秩序就是將新安全觀落到實處、統籌各種運作機制的必需載體。在各國的共同努力下,以新安全觀為主導建立國際安全新秩序的進程已經啟動,并正將國際安全秩序引入健康、穩定的新軌道。

  建立國際新秩序是我國領導人提出的國際戰略大思路,是對冷戰后國際事務的戰略大謀劃,是對21世紀和平與發展的戰略大設計。新安全觀是指導國際社會和世界各國處置安全問題的一種思維意識和行為準 ,則,為使這種思維意識和行為準則轉化成具體實踐,需要有一整套運作機制,而國際安全新秩序就是將新安全觀落到實處、統籌各種運作機制的必需載體。在各國的共同努力下,以新安全觀為主導建立國際安全新秩序的進程已經啟動,并正將國際安全秩序引入健康、穩定的新軌道。

  【關鍵詞】國際安全;新秩序;新安全觀

  【中圖分類號】D8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 -518X(2012)10 -0169 -05

  洪霞芳(1971-),女,江西科技師范大學旅游學院講師,管理學博士,北京林業大學在站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為經濟管理學。(江西南昌 330013)

  冷戰的結束對國際安全領域造成了巨大沖擊,不僅打破了冷戰時期持續40多年的傳統國際安全秩序,而且摒棄了冷戰時的安全觀,使國際安全事務的發展進程跨人了新的歷史時期。冷戰后,“和平與發展”的大潮迅猛涌起,總體緩和的勢頭日趨強勁,不僅激烈蕩滌著舊安全觀的殘渣余孽,而且積極推動著新安全觀的形成和發展,催促著國際社會以新安全觀為主導來建立國際安全新秩序。

  人類社會進入21世紀后,“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日益凸顯,確保“和平與發展”的安全問題越來越成為國際社會關注的焦點。世界各國越來越清醒地認識到,發展是頭等大事,是首要目標,而和平是發展的必備前提,確保安全則是維護和平的最有效途徑。為了發展,為了和平,為了安全,更有必要堅定不移地樹立新安全觀,堅持不懈地建立國際安全新秩序。

  然而,確保21世紀國際安全的進程并非一帆風順,樹立新安全觀、建立國際安全新秩序的努力受到來自各方面的干擾和阻撓,其中最大的干擾和阻撓因素就是舊安全觀的殘余——冷戰思維。

  新安全觀是指導國際社會和世界各國處置安全問題的一種思維意識和行為準則,為使這種思維意識和行為準則轉化成具體實踐,需要有一系列整套運作機制,而國際安全新秩序就是將新安全觀落到實處、統籌各種運作機制的必需載體。

  一、建立國際安全新秩序的指導思想

  建立國際新秩序是我國領導人提出的國際戰略大思路,是對冷戰后國際事務的戰略大謀劃,是對21世紀和平與發展的戰略大設計。

  早在冷戰結束前,鄧小平同志就科學地分析了國際局勢發生的重大而深刻的變化,高瞻遠矚地提出了“建立國際新秩序”的命題。1988年,鄧小平同志明確指出:“既要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又要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①接著,鄧小平同志又提出:“目前是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的時期。國際政治領域由對抗轉為對話,由緊張轉向緩和,出現了許多新的情況,因此應該提出一個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的理論。”鄧小平同志還進一步強調:“世界上現在有兩件事情要同時做,一個是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一個是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小平同志這個具有深遠戰略意義的重大倡議,受到國際社會的普遍認同。此后,鄧小平同志又多次提出建立國際新秩序的具體動議和主張,進一步豐富了建立國際新秩序的理論、方針和政策。

  江**同志進一步發展了鄧小平同志關于建立國際新秩序的理念,進一步提出了建立國際新秩序的一系列新的主張,并運籌了一系列重大舉措。1997年4月23日,江**同志在俄羅斯國家杜馬發表了題為“為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而共同努力”的演講,向全世界闡明了我國關于建立國際新秩序的五點主張。

  1999年3月27日,江**同志在瑞士工商界人士集會上發表題為“發展中歐友好合作,推動建立國際新秩序”的講話:“在這里,我愿提出中國關于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基本主張。我們認為,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應該從當今世界的實際情況出發,應該反映世界人民的普遍愿望和共同利益,應該體現歷史發展和時代進步的要求。產生于50年代的著名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及其他公認的國際關系準則,應該成為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基礎。”江**同時還為此提出了五項原則:第一,應堅持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的原則。第二,應堅持用和平方式處理國際爭端的原則。第三,應堅持世界各國主權平等的原則。第四,應堅持尊重各國國情、求同存異的原則。第五,應堅持互利合作、共同發展的原則。

  胡**同志進一步豐富了建立國際新秩序的理論和實踐。胡**同志指出:“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各國人民共同生活在一個‘地球村’里,應該攜手合作、共同努力,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胡**同志還為此提出了五點主張,即促進國際關系民主化,維護和尊重世界的多樣性,樹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協作的新安全觀,促進全球經濟均衡發展,尊重和發揮聯合國及其安理會的重要作用。胡**同志還指出:“各國政府和人民應該共同承擔起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的歷史使命,積極推動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我們要尊重各國的獨立和主權,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的權利,樹立互信、互利、平等、協作的新安全觀,堅持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國際爭端,促進世界各國和睦相處。”

  中國領導人創建、發展并不斷豐富的“國際新秩序理論”,是開拓創新、與時俱進的產物,具有鮮明的新時代特點。雖然在他們的講話和談話中,并未明確提及“國際安全新秩序”,但卻富涵國際安全新秩序的理念、要義、原則、規范和實際內容。因此,我們可以認為,國際新秩序理論也為建立國際安全新秩序提供了理論基礎、指導思想和方針原則。

  二、建立國際安全新秩序的基本依據

  建立國際安全新秩序是一項復雜、艱巨的系統工程,我國倡導的新安全觀則為這項工程提供了堅實的基本依據。

  建立國際安全新秩序,首先要樹立新安全觀,破除冷戰思維。冷戰思維是冷戰時期安全觀的衍生物,足國際安全舊秩序的殘余在新的歷史時期的反映。冷戰結束后,整個世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和平與發展成為當今世界的主題,成為人類社會追求的目標,引發了并推動著國際安全領域的重大變革。當前,世界走向緩和已成為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越來越多的國家已開始以一種新的安全觀來處理國際安全事務,并為建立國際安全新秩序而不斷努力。但是,仍有極少數國家死抱著舊安全觀的僵尸不放,仍在不時地用“冷戰思維”來干擾新安全觀的形成和發展,企圖用“冷戰思維”來營造冷戰后的國際安全環境。如美國等西方國家使用武力推行“強制軍控”、“締造和平”政策;北約集團竭力推行“東擴計劃”,擴大勢力范圍;美日強化軍事同盟,推出新的“防務合作指針”;美國對古巴、伊朗、朝鮮、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亞等國動輒進行政治施壓、經濟制裁、軍事威懾甚至訴諸武力來迫使這些國家就范;西方一些國家利用“人權”、“民主”、“自由”等問題干涉他國內政,強行推銷西方“價值觀”。這些都是“冷戰思維”的具體表現,是冷戰后國際安全形勢發展中的不安全因素,也是樹立新安全觀并以新安全觀為指導、建立國際安全新秩序的主要障礙。

  按照“不破不立”的哲學原理,只有堅決拋棄“冷戰思維”,才能樹立新安全觀,而且只有在與“冷戰思維”的激烈斗爭中,新安全觀才能發展完善,發揚光大,才能彰顯其強勁的生命力。冷戰后的國際安全形勢告訴我們,破除“冷戰思維”須從四個方面人手:第一,擴大軍事集團、加強軍事聯盟是冷戰的產物,在新的安全環境中不僅已毫無意義,而且成為和平與穩定的大礙,應即予解散;第二,進行軍備競賽、奪取軍事優勢是冷戰的重要特征,在當前以經濟和科技為中心的綜合國力競爭態勢中,不僅已失去效用,而且已成為干擾因素,應嚴加杜絕;第三,實施武力威脅、進行軍事干涉是冷戰時期西方大國的慣常做法,在當前尋求和平與穩定的世界上,不僅已不再奏效,而且愈加不得人心,應徹底摒棄;第四,搶占勢力范圍、意欲全球稱霸是冷戰的貽害,在當前世界加速走向多極化的進程中,不僅形同“螳臂當車”,而且遭到“共討共伐”,應堅決抗擊。

  在當今和平與發展的年代中,越來越多的國家已充分意識到“冷戰思維”的危害,并已采取各種行動奮起反擊。“北約東擴”遭到了俄羅斯的堅決反對;美日加強軍事聯盟遭到了亞洲諸國的普遍指責;美國軍事打擊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竟然得不到多數盟國的支持;美國制裁古巴、伊朗的“赫伯法”和“達馬托法”遭到了其盟國的強烈反對;美國在“反導條約”問題上的倒行逆施,遭到了聯合國的強烈譴責。這些事件表明,越來越多的國家,包括諸多西方中小國家,已經開始認可中國倡導的新安全觀,并以此為武器與“冷戰思維”進行堅決的斗爭,這已成為當前國際安全形勢中的一大“亮點”。

  在與“冷戰思維”的抗爭中,中國倡導的新安全觀表現出強勁的生命力,已開始成為世界絕大多數國家處理安全事務的基本準則。新安全觀是建立國際安全新秩序的基本依據,也是世界多極化格局的重要基石之一。新安全觀的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協作,即通過平等磋商、協調與合作,尋求和平共處、共同安全,確保“和平與發展”總目標的實現,從而推動整個人類社會的進步和發展。

  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符合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反映了新型國際關系的本質特征,是國家安全關系的基本準則,也是建立國際安全新秩序的準則和基礎。這些原則不僅概括了國際法的基本原則,能夠為社會制度和發展程度不同的國家服務,而且在實踐中行之有效,為國際社會所廣泛接受,已成為各國公認的處理安全問題的基本準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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